编者注  河本大作，化名川端大二郎，一八八二年生，死于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五    日，日本国兵库县人，毕业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历任日军小队长、中队长、参谋、联队长初关东幸高级参谋等职，参加过日俄战争和武装干涉苏联十月革命等军事侵略活动。从一九一五年起，先后以派遣军参谋、司令部附、参谋本部部员、随员、公使馆武官等身分，在我国汉口、戍都、北京和其他地方，多次从事搜集军事情报、插手军阀混战等特务和谋略活动。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关东军司令宫武腾信义随员身分参加“东方会议”。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主谋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吴俊陛。一九三0年八月退出军籍，同年十一月在东京任中日实业公司顾问。“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期间先后在关东军统治部和满铁、满炭等特殊会社任职。一九四二年九月去山西，任山西产业栋式会社社长，并与侵驻山西的日军第一军相配合，从事勾结阎锡山的特务谋略活动。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是日军”残留活动”的实际操纵者之一，继续与阎锡山勾结，任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并在日侨中参与组织“缠会”‘晋阳学院”（自任院长）等反动组织。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中的军部阴谋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动力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乡经常凭借的是军事威力，因此，从表面看来，日本的对华侵略只是由军阀一千策划的。而实际上，共幕后存在着政党，以至操纵政党的财阀，这一点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同出一辙。只是日本的两大财阀，三井与三菱，基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遇事则意见相左，对外不仅不能协同一致，反而互相掣肘。实际上，日本的旧政党——政友和宪政两大政党，分别以三井和三菱作为背景。为了自己一方的政党和政派，一贯不顾国家与国民的休戚利害，互相争夺，为了夺得政权而疯狂奔走。他们没有象美国华尔街财阀那样的强有力的组织，所以三井通过政友会系统，而三菱则操纵原宪政会系统（现在的进步党），以实现其资本主义的野心三他们彼此之间不仅不合作，反而互相破坏对方，这就是他们的特征。
       另一方面，就军部而言，明治十六年（一八人三年）一月颁布的明治大帝赐予军人的敕谕，严禁军人参与政治。军人，尤其是少壮军官以不干预政治为己任。直至明治末期（一九一○年以后），甚至连同政治家交往也尽量回避，唯以勤奋的完成军人职责为其风尚。然而，原来的政党只埋头于争夺政权，丑态百出，置国家利益与人民幸福于不顾，为所欲为。在国民中威信扫地，甚至被视为蛇蝎。目睹这一形势，青年军官们认为，有关国家安危的大事，不能只交付给如此腐败堕落的政党政派，于是，便出现了干预政治，主张革新政治的倾向。正因为如此，财阀们一方面控制政党，同时也认为有必要操纵军阀，特别是构成军阀核心的少壮军人。但是，他们没有与之接近的机会，而且，他们也知道，财阀往往被青年军官视为仇敌。于是，便利用在军部中有知已好友的政治家，如松冈洋右、永井柳太郎、中野正刚等人，以个人名义或去参谋本部、陆军省，借行社（军官的社交和娱乐场所）等地发表演讲；或印刷小册子，个别分发给军人；还特地让可称之为御用学者的德富苏峰、大川周明（博士）、北一辉、安冈正臣（？）等人深入青年军官的骨干层、制造舆论，唤起共鸣。诸如此类，采取一切手段和方法，使青年军官在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了侵略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信徒。这些青年军官口头上虽然斥责财阀和作为其走狗的政党，实际上是在为财阀们的帝国主义服务，而自己却盲良地相信是在为国家和大和民族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实在是一场无可挽救的悲剧。不能不坦率地承认，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因此，活跃在侵略大陆舞台上的虽然是军阀，但是，为之呜锣打鼓的却是政治家和御用学者，而这场悲剧剧本梗概的作者和一切场面的主持人，则是大、小、新、老为数众多的财阀，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勿庸赘言了。
     以下仅就事实略加陈述。              

    （二）从明治来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是在日俄战争之后。如果更严格的分析，则应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迎来了所谓的黄金海啸，获得了亿万财富的时期为开端，更为确切。但是，在此之前，即日俄战争（1905年）后数年，强行吞并朝鲜，这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绝不能将它从日本对大陆的侵略史中勾销。而在吞并朝鲜这出戏中扮摈主角的夕正如众所周知，是伊藤博文。他与三井、三菱等财阀关系密切，自不必说。而真正将春并朝鲜忖诸实施的，则是当时的朝鲜军司令宫长谷川好道（陆军大将）和明石无次郎（朝鲜宪兵司令宫、陆军少将）二人。如进一步分析，则长谷刀大将只不过是个“机器人”而已，只有当时被朝鲜人畏如鬼神的明石少将，才是其核心人物。明石是日本军阀中最著名的特务，他在日俄战争爆发俞风云告急之际，被选中为驻俄都彼得堡公使馆武官，从事军事谍报工作）当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又作为特务，先后逗留在斯德哥尔摩和华沙，同俄国国内的革命党员取得联系；煽动西伯利亚的员工举行罢工；推动俄国国内革命（1905年）的进展等等。在日俄战争中。他建立了赫赫战功。他是同当时驻北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作为不以攻城野战之业迹，而是在特务活动中建立战功的双壁而受到表彰的人物（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而是按照往昔日本帝国主义兴盛时期的见解，如实地加以叙述。此点尚希谅察）。明石究竟和哪一个财阀有关系，此点不详。但当他任参谋次长时期（1915年前后），经常对我等少壮部员（参谋本部）从日本的人口谈起，不遗余力他说明向大陆发展的必要性。他仅次于日清战争时代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和日俄战争时代的儿玉源太郎，作为大陆侵略史上的元凶之一，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乘英、美、法、德等列强埋头于欧洲大战，无暇东顾之机，在大战中获得巨额财富，在国家经济上有了空前的发展，于是，便大肆施展帝国主义的本领。一九一四年参加协约国作战，将德国势力逐出山东，取而代之，夺取了青岛、山东铁路及其沿线的权益。进而于第二年又由加藤高明内阁（加藤虽然出身于外交官，但他是三菱财阀的女婿），向袁世凯总统强行提出了臭名昭奢的《二十一条》，造成中日邦交中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此之前，仍属于政党内阁势力兴旺时期，军阀处于其间，并不活跃，主要是财阀与政党相互勾结。但从这时起，驻北京的日本军阀的走卒板西机关（机关长板西利八郎中将，其助手有冈村宁次、上肥原贤二、岩松义雄等）开始积极活动。他们首先向段祺瑞提供参战借款（五亿日元），然后、就袁世凯称帝、拥护安福派等问题策划了种种足以招致中国人民怨恨的阴谋。一丸一七年，中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兴起，（1918年）日本强迫靳云鹏内阁签订中日军事协定。秘密协定人当时任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启长的字垣一成（当时为少将），偕同冈村宁次等人来北京，为板西机关斡旋，使靳云鹏签署了上述协定。靳云鹏亦携余晋和（中国宪兵司令）等赴东京，同日本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当局就防共问题进行了磋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起，被打上了大陆侵略主义者烙印的田中义一（当时为中将），这时已先后任参谋次长和陆军大臣等要职，在签订中日防共军军事协定中，他也曾参与，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当英法两国提出为了救援捷克军队，应该派联合国军出兵西伯利亚的倡议时，他便以为机不可失，主张应该立即响应，并鼓动当时的陆相寺内正毅，使之促进出动以日本军为主力的西怕利亚派遣军。而日中是怀有野心的，他企图利用这一时机，乘苏联尚未稳固之机，将贝加尔湖以东的远东三州（后贝加尔州、黑龙州、沿海州）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这是勿庸置疑的事实。而日中义一所以有上述野心，就因为其幕后有久原房之助的存在，这也是众所周知的。田中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思想根源也多来自共后台久原。久原较之田中，可以说是更加凶恶的帝国主义化身。

 （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九·一八”事变（1931年）

 如上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日本得以肆无忌惮地在远东实现其帝国主义野心；使日本国民增强了作为远东盟主的自负心。而一九二一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其目的则在于以英美联合之威力压制日本。大战期间向远东大陆扩展的日本势力，将全部回复到大战前的旧态；海军军力的比率限制为5：5：3，不允许日本同英美两国保持同等的海军实力。面对上述被强加的两大难题，一时间国内舆论大哗。然而，最后还是由于奉行大国追随主义的市原软弱外交而屈服。此后，中国的排日风潮也日益高涨，被视为日本向大陆发展基础的南满铁路（以下简称满铁）的权益，也由于中国东北三省对日感情恶化，其经营亦陷于困难境地。基于上述原因，日本在满洲的二十万侨民强烈要求解决满蒙问题，尤其是土地商租和旅行居住自由问题，实为当务之急。同时，还攻击市原的软弱外交。并向政府和一般国民呼吁：只限于满蒙问题，应采取强硬手段，以保持我国防的生存线（当时日本人曾持有这种谬论）。恰巧，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月）爆发了张作霖部下郭松龄的倒戈事件。，事件发生后，张作霖惊慌失措，派张学良赴旅顺，向关东军司令宫白川义则和关东州长官儿玉秀雄求援，并在信函中提出保证：通过橱方援助，郭松龄叛乱一旦平定，日满间以往的外交案件，如土地商租及旅行居住自由等悬案，当能立即解决。白川和儿玉以及满铁总裁安广伴一郎三人经协商后，建议当时的内阁支援张作霖，政府立即批准。于是，不仅向张作霖提供武器弹药，而且还直接出兵，以武力保护张作霖。此事件发生后，在满洲的日本侨民期望着土地商租及居住权问题，当郭松龄倒戈失败后，不日即可解决。然而，其后张作霖进关，成为英美的傀儡，反过来对日本侨民施加压力。于是，关于解决满蒙问题的舆论再次沸腾起来。终于于一丸二七年七月日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就解决满蒙问题征求芳泽公使（驻北京）、武藤关东军司令宫、儿玉关东州长官等人的意见。最后作出如下决议：“满蒙问题虽然可以交张作霖解决，但他的军队过于庞大，多次进关消耗巨额军费，必然施行虐政，横征暴敛。有鉴于此，应乘其军队由关内败退满洲之机，解除其武装，以绝祸根。对于尾追前来满洲的南方派军队应坚决进行阻止。”此后，关东军根据上述决议，全力以赴地进行准备，等待时机的到来。一丸二八年五月末，形势的发展正如东方会议所设想的一样。关东军及时地在奉夭集结兵力，为了向战略上需要的锦州西方地区移动，要求下达奉敕命令（向满铁沿线以外地区出动兵力时，需要履行此手续）。而田中总理却对于执行自己亲自召开的东房议的决议表示犹豫不决，一拖再拖、终于使关东军丧失了向锦州进军的时机，并痛感面临着以薄弱的兵力与优势的东三省军队（约三十万）相对抗的危机。关东军当即作出判断：为了完成保护在满日侨（约二十万）和满铁的任务，能够避免同东北军交战的唯一方策就是消灭张作霖，打乱东北军的指挥系统，除此之外别无妙策。最后终于酿成六月四日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事件。我当时以关东军参谋（大佐）的身份主动参与爆炸事件（我已认识到这是我最大的罪恶）。此后，在日本军当局的怂恿（主要是秦真次少将的意见）下，张学良从关内返回奉夭，继其父张作霖之后，统治东北三省。而当时以奉夭的美国总领事为首，张学良身边的亲美派人物大肆活跃，积极煽动，从而使排日气势更加高涨。另一方面，以满铁为中心的在满日侨更是群情激愤，达到顶点。满铁派出擅长辩论的社员分赴国内各主要城市进行游说，以唤起国内舆论。满蒙问题终于作为一个日本国内外的紧迫问题，引起了日本全体国民的关注。接着，又相继发生了长春附近的万宝山事件和中付大尉失踪事件等，日本方面对满蒙问题的舆论从而更加强硬，终于导致了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一）119～2，1103，第56号
 
 河本大作口供
 
                              （1953年4月4日）
     问：东方会议是在哪年哪月召开的？
     答：是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于东京霞之崎外务大臣官邪开的。
     问：参加的人共有多少，主要有哪些人？
     答：共有多少人不知道，只见有北京的芳泽公使、关东军司令宫武藤中将、儿玉关东厅长官、奉天总领事吉日茂、朝鲜政务总监山县政务长官、寺内朝鲜军参谋长。这是从大陆来的。此外还有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等有关人员参加。
     问：会议的内容是什么？
     答：是为了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共有四点决议：（1）对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要同张作霖进行，因为张作霖是东北的实际统治者。只有支持他，由他解决满蒙问题；（2）张作霖有很多军队，耗费巨大，苛敛暴税，将来由关内败退后不必要保留那么多军队，必须采取断然措施，解除其武装。此事由关东军负责，必要时由朝鲜军支援；（3）关东军与朝鲜军即时开始做好准备；（4）奉军如果败退的话，以北京芳泽公使发表声明，因日本在东北享有特殊权益，反对并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问：会议是谁召集的？
     答：是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日中义一和外务次官森洛召集的。
     问：田中义一奏折是怎么口事？
     答：田中义一奏折与东方会议没有关系，主要是为解决满蒙问题时提出的。
     问：照你说的来看东方会议内容就如此简单？
     答：这不是简单的问题，为了从根上解决满蒙问题，要解除张作霖的武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问：当时你以什么身份参加东方会议？
     答：我以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伴随关东军司令官武藤参加的。
     问：解决满蒙问题的实质目的是什么？
 答：目的是自日俄战争结束以后二十多年来，日本企图在满洲发展，当时是为了解决（1）扩大土地；（2）移民的问题。
 问：这样说来，东方会议的本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侵吞中国东北，向中国进攻？
     答：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本国的利益而向满蒙发展，例如日本要做糖，必须种糖萝卜，要种又没有土地。日本人在东北开钟表铺等商店，被当地军队压迫很厉害。日本想开设制亚麻的公司，也没有地皮。如能解决了土地和移民问题，就达到了目的。
     问：如果按你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反动逻辑，达到了占土地和移民的目的，中国人民将如何生存，你说的是向外掠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理论。
     答：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民族的错误想法。
     问：你为东方会议干了些什么事？
     答：我当时不是参加会议的一员，是伴随武藤司令宫，给武藤提供、整理材料，如：对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满洲的发展不大；张作霖统治东北阻碍日本的发展；满铁的修建也受到张作霖的阻止等，提供了很多具体事例作参考。
     问：你出席会议了没有？
     答：重要的会议不能出席，一般的会议是以随员的身份列席了。
     问：你为武藤司令宫起草了些什么重要的文件？
     答：如前面所说，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满洲的发展不大的情况；土地问题与移民问题；张作霖对日本压迫的实例；满铁修建上的种种困难，以及只靠外交不能解决问题等。有的问题写成了材料，有的问题是在会上讲的。
                                                    （一）119一2，1103，1